總論——記憶就像狗一樣，窩在牠自己想待的地方
記憶有其自由意志。我們告訴自己:我必須記住這件事，必須銘記這一刻，不能忘記這個神情、這種感覺、這樣的撫愛……結果不消幾個月，甚至不出數日，便發現記憶已經不復我們期待中的色彩、氣味或滋味。作家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在詩作《儀式》（Rituals）中這麼說:「記憶就像狗一樣，窩在牠自己想待的地方。」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命令記憶「別」保存某些事，它也從不放心上。「真希望我從沒見過這東西、沒體驗過它、聽都沒聽說過它！」「要是我能把整件事忘得一乾二淨就好了！」沒用的，每當你夜裡輾轉難眠，它總不期然地不請自來。這種時候，記憶也還是像隻狗，啣回我們才丟棄的東西，朝我們搖尾巴。
從一九八○年代起，心理學家開始以「自傳性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來指稱我們儲存個人生命經歷的記憶。它可以說是一部記錄我們人生的編年史，內容之浩瀚，不論什麼人在何時問起我們人生最早的記憶、孩提時代的住所是什麼樣子，或是我們最近讀什麼書，我們都可以從「自傳性記憶」中找到答案。然而，「自傳性記憶」的回憶和忘卻是同時運行的。這就像你讓某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祕書幫你的人生做筆記，他把那些你寧可忘記的事一絲不苟地抄寫下來，卻總在你人生最精彩的時刻擺爛——裝出一副賣力工作的樣子，其實他手上的鋼筆連筆蓋都沒摘下來。
「自傳性記憶」有它自己一套神祕的運作規則。為什麼我們三、四歲之前的記憶幾乎一片空白？為什麼那些讓我們心痛的事，永遠是用絕不褪色的墨水記錄的？為什麼我們受過的恥辱，總讓人長年銘記在心，而且有如起訴書一樣精準不差？為什麼在暗淡昏沉的時刻、在陰霾密布的心情下，記憶總是無可避免被啟動？抑鬱與失眠，把我們的「自傳性記憶」轉化為悲傷的故事:每一段不愉快的記憶，透過一張鬱悶壓迫、糾結交錯的網絡，連結到其他不愉快的記憶。有時候，我們會冷不防地被自己的記憶嚇一跳，例如:某個氣味讓我們突然想起三十年來想都沒想過的事;七歲以後就不曾走過的某條街道，現在看來就像縮水了一般，窄小得讓人幾乎認不得;比起四十歲時，當人生來到遲暮之年，感覺那些年少時的記憶變得更清晰……這些都是很尋常的反應。或許你還想知道:為什麼你到今天仍清楚記得當年聽到英國戴安娜王妃遇難的消息時自己正身在何處？「似曾相識」（Déjà vu）究竟是怎麼回事？還有，為什麼隨著我們的年齡增長，時間彷彿也在加速流逝？
想來頗不可思議，心理學家竟然直到晚近才肯定「自傳性記憶」的存在。這其實是因為，「自傳性記憶」儲存個人經歷與事後回想起這些經歷的能力，正是我們大家掛在嘴邊的「記憶力」。畢竟，所謂個人的記憶，除了個人體驗之外，還能儲存什麼其他東西？不過，會問這個問題，其實是出於某個誤解。我們的個人記憶，其實一點都不單純。
所有心理學教科書都將記憶劃分為幾十種不同類型，有些記憶指涉記憶的儲存期間，例如「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有些則與連結不同類型記憶的感官相關，例如「聽覺記憶」（auditory memory）、「視像記憶」（iconic memory），還有一些是跟儲存的資訊類型有關，例如「語意記憶」（semantic memory）、「動作記憶」（motor memory）或「視覺記憶」（visual memory）。上述這些不同類型的記憶，有各自的規律和特色;記住某個單字的方法，跟怎麼記住開車時的腳部動作是不同的，而記住畢氏定理與記住第一天上學的情形也截然不同。
由於記憶的類型是如此五花八門，這個與儲存個人經歷相關的記憶專有名詞，要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年代初才應運而生，也就不足為奇了。既然如此，我們又不禁想問:一直遲遲沒有動靜的「自傳性記憶」相關研究，為什麼最後仍得以開展？
「自傳性記憶」早期研究之一:聯想與回憶實驗（倫敦）
其實，這一門研究本來很可能再早一個世紀面世。世上第一個與自傳性記憶相關的實驗發生在一八七九年左右，出自英國科學家高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爵士之手。高爾頓對自己的聯想力一直非常好奇。一日，當他沿著倫敦帕爾瑪街（Pall Mall）散步時，一邊將注意力集中在沿途所見的事物上，一邊將它們引發的聯想記錄下來，結果令他非常驚訝:那些念頭根本有天差地別之遠，當中還有許多讓他想起一些多年不曾憶及之事。在觀察自己的意識活動時，高爾頓注意到，如何持續關注又不妨礙思緒自主，有時是一個難題。解決之道是，他會先任思緒自由奔馳片刻，靜待一些念頭自然湧現腦海中，然後猛地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念頭上，「仔細檢視追究，並精確記錄下它們的面貌」——類似警察突然出手逮人、然後搜身的手法。事後，高爾頓決定用比較有系統的方法來炮製這個實驗。
高爾頓挑了七十五個他自己覺得合適的單字，例如「馬車」、「修道院」和「下午」，逐一謄寫到幾張紙上。實驗時，他用書本壓好一張單字清單，讓自己只需傾身就能看到紙上的下一個單字。這實驗有一套固定程序:傾身向前，讀進某個單字，按下馬表，靜待腦中出現與該單字相關的各種聯想，再按下馬表。然後高爾頓記錄下那些聯想，以及生成聯想花費的時間。
「我很快就進入一種非常自動化的模式來完成整個程序。」高爾頓解釋，「將心緒放空、保持絕對平靜，同時又要專心一意，並繃緊神經、嚴陣以待，然後進入單字。」但這不表示高爾頓喜歡這個實驗，事實正好相反，這過程既煩悶又累人，他必須用盡每一分意志力才能堅持下去。高爾頓先後四次在不同環境下進行了這個單字表實驗，每次間隔約一個月左右，共產生五○五個聯想，總費時六六○秒，換算下來，一分鐘約五十個聯想左右。「簡直少得可憐。」高爾頓覺得這比在自然隨想狀態下產生聯想的速度慢上許多。而且這五○五個聯想的內容有所重複，實際上的聯想數目還要更低，只有二八九個。
這結果大出高爾頓意料之外，也重挫了他的期待，因為那次在帕爾瑪街散步的初次實驗裡，他的聯想曾經那麼豐富多變。結果是，他的聯想宛如從舞台一端踏步走向另一端、然後快步跑過後台、再次登台加入同一列踏步隊伍的演員，沒完沒了走下去。這樣的循環反覆，證實了「我們的思維軌跡有多麼根深柢固」。
揭櫫「懷舊效應」的第一人
高爾頓還發現，有許多聯想跟他的少年時期有關，比例不低於三十九%，有幾個單字讓他想起小時候曾有幾天到某位化學家的實驗室玩耍的往事，而近年發生的事件勾起的聯想相較下就少得多，只有十五%。尤有甚者，實驗結果還顯示，那些「久遠的」聯想正是這種重複性的關鍵:與年少時期相關的聯想，當中有四分之一出現了四次，等於重複了三次。另外他也發現，教育與養成對成人時期相關聯想的影響頗為顯著。儘管高爾頓見多識廣、閱歷豐富，並且以探險家身份聞名，他的聯想內容仍反映了典型的英國人思維，這結果令他無比震愕。而當高爾頓檢視那份單字表，他也發現它充滿自己出生、成長的社會環境特徵。
實驗結束，高爾頓心滿意足。他已經證實那些轉瞬即逝的聯想可以被記錄下來進行統計分析，也可以拿來分門別類、標注日期。高爾頓洞悉了大腦內「朦朧而深邃」之物，箇中所見，不全然適合見光。「聯想，」他寫道，「以奇特難解的方式揭露了人類思想的基礎，更生動、真實地剖現了個人的心智活動，當中有些內容我們可能不樂意公諸於世。」此實驗讓高爾頓留下如此的整體印象:「就像不少人曾經有過的經歷:只有必須大翻修家裡的地下室時，我們才第一次意識到那些排水管、瓦斯管、下水道、暖氣管、電線等是多麼複雜的系統。我們的舒適生活，奠基於這些通常不在眼界內的設備;只要不出問題，我們從沒把它們放心上。」
這個實驗，本可以讓高爾頓當之無愧成為自傳性記憶心理學的奠定者。他是闡明「懷舊效應」（reminiscence effect）的第一人:當人步入六十歲時（高爾頓當年五十七歲），大部份的聯想會跟年少時期相關。而且，他也是史上第一人，設計一個方法來探究人類大腦裡那些之前從未有人進行過系統研究的區域。不過，他的實驗並未造成轟動、引發後續效應，因為同樣在一八七九年左右，還有一個人正忙著進行記憶相關實驗，用的也是單字表和馬表。那是個德國人，名叫艾賓豪斯（Hermann Ebbinghaus, 1850–1909）。
「自傳性記憶」早期研究之二:量化記憶實驗（柏林）
艾賓豪斯是個哲學家，曾在英國和法國擔任家庭教師，之後奉召回到柏林，在普魯士宮廷教導華德瑪王子（Prince Waldemar）。這份工作在華德瑪王子一八七九年感染白喉逝世後驟然告終，艾賓豪斯決定另謀出路，希望能在私立大學謀得哲學系教職，論文內容是他還在普魯士宮廷時便已展開的實驗。和高爾頓一樣，但與他毫無往來或關連，艾賓豪斯研究了自身的記憶活動。
艾賓豪斯設計了自己獨創的實驗素材:用兩個子音包夾一個母音，組成一套包含兩千三百個音節的資料庫，例如nol、bif、par，然後將這些音節——他稱之為「無意義音節」（nonsense syllables），雖然其中也有一些有意義的單字——抄寫到卡片上。具體的實驗過程如下:每一次在同一時間，艾賓豪斯將懷錶放到桌上，拿起整套音節卡片並抽取不定張數，將上頭的音節抄到筆記本上，接著開始用手指撥數一長條木製串珠（每十顆有一顆被塗成黑色），以每秒兩、三個音節的速度飛快讀出那些音節，直到將整組默記在心。
每一組音節的初次實驗後，他會間隔一段期間（長短從二十分鐘到六天不等，甚至有長達一個月），然後再次用同一組音節重複實驗。用「初次記憶」某組音節所需的複誦次數，扣除「重新記憶」那些音節所需的複誦次數，艾賓豪斯得到一個數值，稱之為「節省指數」（saving）。他發現，「重新記憶」比「初次記憶」所需的複誦次數來得少，而「少」多少是取決於「初次記憶」和「重新記憶」兩者間的間隔時間長短。
遺忘的速度相對來說先快後慢
透過這個方法，艾賓豪斯找到了量化記憶的間接途徑。雖然它無法直接檢測已經遺忘的內容，卻可以獲知「重新記憶」所需的重複次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艾賓豪斯可以用曲線圖來說明其發現:曲線在前二十分鐘急速下滑，一個小時後趨緩，一天後變為水平線。這就是著名的「艾賓豪斯遺忘曲線」:時間間隔愈長，遺忘的程度愈少。他的另一個發現是，隨著音節數量增加，重複次數會不成比例升高。舉例來說，當音節數為七個，艾賓豪斯一次就可以記住;如果音節數有十二個，他需要重複十七次才能記住;如果音節數有十六個，則重複次數急增到三十次。這就是著名的「艾賓豪斯定律」
（Ebbinghaus law）。一八八○年，艾賓豪斯將此實驗的研究報告，呈交柏林大學物理學家暨數學家馮·赫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做為應聘大學教職的論文。馮·赫爾姆霍茲肯定了這份報告，並對艾賓豪斯的研究方法和統計處理表示讚賞。儘管他認為實驗結果「沒多大了不起」，但仍承認這樣的結果是始料未及的，並推薦學校聘用這個「聰明的傢伙」擔任不支薪講師。如願謀得教職後，艾賓豪斯繼續進行同樣的實驗，並補充新研究內容，實驗白老鼠則依舊是他自己。沒有其他選擇。艾賓豪斯曾寫到，實驗對象必須具備無比的專注力與耐心，才能經年累月重複背誦那些音節。這麼一件無聊至極的工作，憑良心說，不能奢望其他人有這樣的韌性。於是，艾賓豪斯本人每天早上坐在那裡，手裡撥弄著那一長串木珠，嘴裡嘟噥著那些音節。這一番苦工的結果，在一八八五年出版問世:《論記憶》（Über das Gedächtnis）。
數據的最初勝利
在實驗方法上，高爾頓和艾賓豪斯有許多共通之處。這兩人都研究自身的記憶，都採用系統化的方法，也都試圖得出精確的答案:量化的形式、百分比數字。而兩人最主要的相似之處是，他們都很開心自己成功開啟了記憶的實驗研究之門。高爾頓寫道，透過實驗，他已然洞穿人類隱密的思維活動、直搗晦暗不明之處;艾賓豪斯則認為自己有幸發現了某個「自然科學與實驗測量兩大槓桿」都能派上用場的地方。
不過，這兩人的研究還是有所不同。儘管他們的實驗都是研究記憶，但是只有高爾頓的實驗與回憶相關。
艾賓豪斯的「遺忘曲線」，不能追溯他的青春歲月，跟他的思維如何隱晦難解也毫不相干（看不出能從他的大腦地下室底下挖出什麼）。打從一開始，高爾頓在「逮捕、做筆錄」前滿心期待的聯想，就被排除在艾賓豪斯的實驗規則之外。他拿來研究自己記憶的音節，本來就被設計成不具任何意義。因為，只有在明淨、空敞的無干擾空間裡，關於記憶、重新記憶與遺忘之間的規律，才能被彰顯。最好的實驗素材本身不該觸發或釋放什麼，而應該只是一系列短促、無意義的刺激。
高爾頓的研究內容，對艾賓豪斯來說不過是一種干擾因素。而正由於艾賓豪斯對實驗條件的嚴格管控，令其研究成果多了一項高爾頓所沒有的特點。艾賓豪斯從記憶中再現的內容，能夠拿來跟原始的記憶素材比對;他可以用比率數字來闡釋自己的研究功績，諸如:初次記憶和重新記憶的間隔時間影響、音節的長度等。簡而言之，幾乎一切都能以非常精確的量化方式予以分析。高爾頓的研究方法做不到這一點。他的聯想毫無疑問勾起了之前在某個時間點進入其記憶的事物;如果他小時候沒去過那間實驗室，日後就不可能回想起曾經有過那段經歷。然而，高爾頓的聯想不能拿來做數據比較，艾賓豪斯卻可以透過其量化方法反覆比較相關數據。儘管他發明的音節欠缺意義與內容，但那些測驗與研究的精確度彌補了這一切。
高爾頓和艾賓豪斯都對彼此的研究大加推崇。如果他們在一八八五年時能夠預見到二、三十年後、一覽其時記憶研究領域的版圖，一定會為之目瞪口呆。雖然兩人在實驗的設計和方法上不盡相同，在當時其實具有同等價值，互有長短。然而，一個世代後，那種對等價值已蕩然無存。艾賓豪斯式研究方法迅速開掘出一片河床，愈來愈多支流匯聚其中，最後終於變成記憶研究的主流。
